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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干部队伍建设

时间:2016年07月01日

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干部队伍建设

陈发来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期间,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特色。中央苏区创建伊始,无论是各级党组织还是红军都普遍感到在斗争中干部严重缺乏,“干部人材……恐慌成一个大问题”,(1)“致许多工作没有法应付”(2)。有鉴于此,毛泽东从创建苏区开始就很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经过实践,毛泽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从而培养了一支政治过硬、斗争经验丰富、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就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式方法及成功经验作一初浅论述,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思想教育 塑造干部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毛泽东素来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注意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高度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始终把思想教育放在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塑造干部的一条重要渠道,是毛泽东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

早在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革命干部时,就很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当时的教材就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还有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章。然而,在创建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一帆风顺。在土地革命初期,由于斗争的残酷,红军和地方上的同志减员都很严重。为了补充人员,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及一些被俘人员被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其中很多人在短时期内被提拔为中下层干部。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的一样:“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营长的。”(3)这些干部成份复杂,文化素质和政治思想素质均不高,且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旧军阀残余思想,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四处泛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他们轻视思想政治工作,蔑称思想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其中不少干部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从旧军队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更是散布政治工作无用论,说什么只要能打仗就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甚至还存在这种现象:政治工作人员在台上上政治课,台下有连长吹出操哨,政治课也只好中断。所有这些都给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致使“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予极大的妨碍”。(4)

如何把一支成份复杂、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部队伍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即干部队伍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苏区党组织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毛泽东,他从革命实践中摸索出干部队伍无产阶级化的解决方法。他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塑造干部。强调要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认为只有不断地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才能造就一支适应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需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干部队伍,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会议还根据革命实践总结出了开展思想教育的十种材料和十八种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古田会议的召开为苏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央苏区形成以后,中央苏区党组织也非常重视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央苏区县、区、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工农分子,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思想素质也亟待提高。为此,中央苏区党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举办各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学校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后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党校等一系列学校。这些训练班和学校,除了讲授专业课程外,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理,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中央党校专职教员成仿吾、冯雪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其他兼职教员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刘少奇、陈云讲工人运动,李维汉讲党的建设等,罗明被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后调中央党校任教务主任也教党的建设课程。毛泽东不仅亲自担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校长而且还经常向干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讲。可以说,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注意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始终贯穿于中央苏区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个过程。

毛泽东对地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很重视。1929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苏加坡村养病期间,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开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他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就非常注意结合实际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他的影响下,地方党组织也很重视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如,1929年中共江西省委就要求“苏维埃区域的党部……加紧一般同志政治理论的训练”。(5)中共闽西特委则要求开办的训练班开设联系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政治课程,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尽管中央苏区所处的环境残酷,工作十分紧张,但毛泽东与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会经常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对广大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有许多干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不少还成长为党和红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二、灵活多样 训练干部


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在短时间内迅猛的发展,造成原有的干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素质上都无法满足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急需大批党务、行政和军事干部人才。因而,开设训练班 “训练干部是很重要的问题”,(6)也是解决干部短缺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就想方设法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干部以满足中央苏区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早在1927年底,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不久,即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亲手创办了第一个红军教导队,培养部队的基层干部。1929年“四月分兵”在兴国调研时,毛泽东就举办了由党团员活动分子40余人参加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学员学习一个星期后,即回到各地农村,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1929年10月,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苏家坡“鸿玉堂”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一期是有闽粤赣三省干部参加的“政治、军事训练班”,一期是“农运训练班”,为闽、粤、赣三省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又能带兵打仗的干部。同月,红四军前委还在上杭城举办了闽西特委干部训练班,训练区委以上干部。红四军第三纵队则在闽西武平的高梧、六甲、十方三个区举办了党的训练班。在整个苏区时期毛泽东一直持之以恒地举办训练班训练干部,直到1933年8月毛泽东还提出:我们“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7)

此外,毛泽东还很注意对妇女干部的训练。如,1929年6月,毛泽东在闽西连城县新泉创办了工农妇女夜校,后来学员发展到100多人,教室容不下,又在东山楼办起一所分校。新泉工农妇女夜校是闽西苏区妇女教育的先声,为党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8)。毛泽东创办的这些训练班很有效地解决了革命所急需的干部人材紧缺。后来这种办训练班训练干部的方法很快地在中央苏区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

中央苏区开办的训练班一般是按系统、分层次举办的。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县一级干部、省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和区级主要干部。县委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训、提高区级干部、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和主要支部的书记。各部门、各单位举办的训练班,多为固定的也有流动的;流动训练班是为方便广大干部,利用晚上或休息时间进行的。总之,干部训练班最大的特点,是配合中心任务,理论联系实际,形式灵活多样,时间短、解决问题快。

因此,训练班成了建设干部队伍的很好的方式,也成了中央苏区最常见的形式。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指出,“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予个别的特殊教育”。(9)1929年2月7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在谈及如何使党员军事化时指出:“在游击战区中党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10)为了加紧提高这些干部队伍的政治水平、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中央苏区党组织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带有时间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灵活性大等特点。因而无论战争如何残酷,工作如何紧张,都会经常举办。

地方各级党组织也纷纷发出指令,要求开办训练班培训干部。1929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就多次作出指示,要求闽西特委“应即在上杭办一教导队,有训练(计划)的调各地工农干部来受一时期的训练。”并强调对于干部的培养要“不断的开办训练班,培养干部,特别是工农分子与贫农雇农”。(11)1929年,中共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为培养干(干部)人才起见,各地党部,应另选择同志中的进步分子,施行特殊的教育,为开办短期训练班,指定专人教授和指导”。(12)闽西党组织在总结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时,也着重强调“开办专门人才训练班”、“县委机关以上要组织直属支部加紧训练”(13)的重要性,并于1929年11月2日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开设训练班,由上而下培养一大批党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人才。11月13日,又发出十八号通告,要求各县、区委组织科“会同宣传科计划并开办党内外两种训练班,创建党与群众的干部人才。”(14)

在毛泽东与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中央苏区各种类型的训练班纷纷举办起来。如中共闽西特委开办了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等;红四军前委举办了闽西特委干部训练班。1930年,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要“经常开办各种工作人员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会后,闽西苏区干部训练工作全面铺开,各种类型训练班一期接一期,计有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等等。训练班的广泛开办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迅速造就了大批各种类型的干部人才。

上述灵活多样的训练班,为快速训练大批干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确实及时有效的解决了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干部短缺问题。


三、正规教育 培养干部


中央苏区开创初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通过正规教育培养革命干部人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苏区形成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规的干部学校教育得到较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经济干部人才。

可以说毛泽东一直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情有独钟。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在红四军内部创办了红四军随营学校,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训练后备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干部,根据学习对象和使用性质的不同,将上政治课分为普通、特别和干部三班。我们从《古田会议决议》可窥见一斑:红四军“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红四军还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归纳出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如“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5)等等。后来,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仿照红四军的做法也办有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导营,来培养红军初级指挥人员。

后来在1930年初,毛泽东在红四军随营学校基础上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校长谭希林、政委邓子恢,第一期就招收学员200人,学习4个月后,毕业分配到红军中去工作。后来闽西红军学校改为福建红军学校,并着手招收第二期学员400名。同年5月,又改名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年底改称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该校一年中招生2期共1000人,每期学习4个月毕业。1931年冬,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于1932年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从开办至1933年秋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扩大为5所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除以上5所红军学校外,1931年12月5日在瑞金洋溪还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1932年2月1日,中央看护学校在长汀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60名,闽西和赣南各30名,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前方部队去服务。除了中央办的一些直属军事学校外,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办了一批地方军事院校,如在闽西苏区创办了福建军区随营学校,主要培养地方武装干部,他们分配到部队或地方后都发挥了骨干作用。中央苏区多层次、多规格的军事教育格局,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1930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陆续创办了为数众多的干部学校对干部进行正规教育。这些学校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列宁团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地方苏区干部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是中央各个部门直属的干部学校。毛泽东还亲自担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校长而且还经常向干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讲。这些学校学习期限长短不一;课程设置完整:有世界革命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工人运动、游击战争、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科目;有的学校还开设有特别工作班,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外交、粮食等专业。中央苏区所属各省经常会选送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工农群众、基层干部到上述各校学习,从而为革命输送了各类干部人才。

中央苏区地方干部学校也迅速发展起来,使干部培养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如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创办了闽西列宁师范学校,培养从事实际的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干部和教员,为闽西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难题。另外影响较大的省属干部学校还有: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湘赣省委党校、湘鄂省委党校、闽浙赣省共产主义学校、赣南革命委员会工农学校等。此外各省还创办了一些团校和妇女干部学校。这些学员毕业后,由省属各部负责分配到各县去工作,大大解决了基层干部短缺问题。

即使在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也从不忽视学校对培养干部的重要作用。就是到了1934年1月最困难的时期, 他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

据统计,上述红军学校自1931年冬到1934年秋,先后共为红军培养各级各类军事干部人才1万余人;而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为中央苏区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他们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除为革命牺牲者外,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人才。


正因为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党组织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干部队伍建设,在斗争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创造干部”的好方法,从而造就了一支政治过硬、斗争经验丰富、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为中央苏区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全国最大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⑴《江西省委工作报告》(1929年8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⑵《闽西报告的补充——今后斗争的前途》(1929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46页。

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4页。

⑷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28日)。

⑸《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⑹《长汀的文化教育工作》载《红色中华》第135期,1933年12月17日。

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5页。

⑻闽西苏区教育》,谢济堂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⑼《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3页。

⑽《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⑾《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49页。

⑿《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97页。

⒀《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页。

⒁《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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